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的陆游故里，是被陆游命名为“三山别业”的所在。孙良摄

宋，离我们已约千年，当谈论宋韵的时候，我们该谈论什么？

首先会想起的，是张择端的那一片热闹的街市，是柳永的那一段杨柳岸，是汝窑的那一抹天青色，还是文士雅集的那一份花前月下？

也许都是。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宋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那么，其广大乡村的习惯性被忽视，就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尤其是乡村的日常生活，那些支撑着内忧外患的国家的农人们，他们的衣食住行，在传统的官方记录中，常常是缺席的。

借助陆游和其他诗人，我们得以稍稍走近一些那个千年之前的山会（山阴、会暨）平原，走近那里的茅屋炊烟，竹林稻花。

原来，真实的南宋还有如此隐藏的诗意、精细的匠心和延绵千年的烟火气。即便我们捕捉的只是吉光片羽，却也韵味悠长。

乡间处处有诗意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大约是陆游最广为传播的名句之一。一直以来，这首《游山西村》都被选入了中学课本，但很多读者未必了解，陆游写下此诗的地点，是在今天浙江绍兴的越城区东浦街道。

事实上，陆游在绍兴累计居住了60年之久，尤其是他的晚年。如果从1180年他56岁那年，因遭弹劾退居还乡开始算起，直至1210年他以86岁高龄去世，其中除短期外出任职，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

与60年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数字是9362，这是陆游保存至今的诗作总数。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代诗人中保存诗作最多的一位。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描绘他的乡村生活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宋史专家，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想寻找一个足以呈现南宋乡村生活的范本时，他首先想到了陆游，想到了他作为诗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庞大素材库。

我们的这次访问，根据包教授的指点，首先来到这处被陆游命名为三山别业的所在，寻访那一份或依稀，或丰盈的宋韵。

所谓三山，是当地的三座小山，或许称为小丘更为合适，高不过二三十米，周边不过数百米。如果不是东浦街道宣统委员谢云飞指给我们看，还真可能就错过了。山虽然小，历经千年，却也依然郁郁葱葱，只有稍远处的公路，提醒着我们年轮的变换。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陆游还在镇江府通判的任上，就开始在这一带寻觅新居的营造点。想必，他对此处的风景情有独钟。那么，遥望南宋，当陆游归来时，此地的乡村究竟是如何模样呢？

留存至今的史料，少有具体记录当时的乡村风貌。就连陆游，都没有留下他所居住的村庄的名称。

我们更多的乡村印象来自绘画或诗歌。比如陆游的这首《村居》：“舍后盘高冈，舍前面平野。防盗枳作藩，蔽雨筱代瓦。数家相依倚，百事容乞假。薄暮耕樵归，共话衡门下”。

包教授说，茅屋短篱应该是南宋时江南一带的乡村建筑常态。人们一般都会筑土坯墙，也会就地取材，用细竹条（筱）代替茅草（还记得杜甫的屋上三重茅吗？）覆屋遮雨，更为耐用。当时的屋舍建筑估计相对疏朗，不如近代时期那么密集。农户聚居于村落，三五户相邻，彼此照应。

不独陆游，在宋朝，许多诗人们对乡村生活有着一份特别的关切，乃至构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田园诗人群。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是杨万里的暮春。“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这是范成大的初夏。

让我们格外留意到的，是此起彼伏，频繁出现的篱。它也多次出现在陆游的诗句里。“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或是，“桑竹穿村巷，衡茅隔土垣”。

在篱的掩映下，乡村仿佛被彩笔渲染出了那柳暗花明的韵味。陆游的房前屋后，有花圃，有药圃，更有蔬圃，以篱相合，构成了一片典型的日常生活区域。

这些与居处若断似连的篱，或许可以被看做是宋代乡村风貌的一种象征。正所谓：“寂寂江村数掩篱，吾庐又及素秋时……为农幸有家风在，百世相传更勿疑”。

我们踏入重修的“陆游故里”，颇感意外之喜，这里已经被整修成了一个漂亮的公园。园内有多处取自陆游诗意的景观，如西村幽径、南园小阁、陆游庭院、西崦村景，当然，也有参差不齐的围篱。如果是陆游的粉丝，大可以按诗索骥一番。

陆游故里的准确原址已经不可考，但包教授推测，现在这个位置大致不差。只是那错落有致的亭阁，婀娜多姿的植物，估计要比陆游当时的乡间绚丽得多了。

但屋前依然有山，门外依然有篱。透过高高低低的围绕着的篱，望着那三座小山，仿佛能看到诗人寄托其中的对乡村的一种理想。

精耕细作稻香浓

江南稻熟，天下富足。难怪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稻香四溢。

包伟民教授说，根据南宋的《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山阴、会稽两县“产稻之美者”总共有五十六个品种，有早稻、晚稻和糯稻等，可见当时稻作之发达。

“白稻雨中熟，黄鸦桑下鸣”，这是早稻；“风林脱叶山容瘦，霜稻登场野色宽”，这是晚稻。其中，四月下种的晚籼稻，在处暑前后成熟，在各类水稻中种植量最大。

“宣州早”，应该是从安徽引入的；海漂来糯，想必是得之于海外。它们各自适应于不同的环境要求。可见，除了本地品种的优化培育，当时各地的稻作交流也非常活跃。

陆游多次描绘到了插秧的场景。“绵地千里间，四月秧尽插”，可见当时农田的繁忙。南宋诗人翁卷写过一首《乡村四月》，恰可和陆游的诗作呼应：“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今天，江南一带仍然是鱼米之乡，而说起当地耕种的特色，包伟民教授一言以蔽之，精耕细作。

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南宋学者黄震曾在江西抚州任职，对比自己家乡慈溪与抚州之后，他在抚州《劝农文》中说道：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这篇文章以江南农业耕作之精细与民众之辛劳为参照，劝导抚州民众勤于农作。

这种精耕的态度，在陆游诗中也有记载，“老翁七十犹强健，没膝春泥夜叱牛”。当然，随着机械化的推进，今天的耕种者，辛苦和效率早已经不是陆游那时可以比拟的了。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坝头山村，这里正在打造“陆游祖居”，通过对陆游文化的深度挖掘，再现一个古风悠长的南宋绍兴的乡村世界。孙良摄

我们在绍兴市越城区坝头山村寻访。这里为陆游高祖陆轸定居地，至今村里的第一大姓仍然是陆氏，许多人家的墙上绘着陆游的诗句。村委会主任徐祖良说，现在种稻的基本都是承包大户，很少有散种的。所谓大户，又往往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对耕种有经验，有坚持。

目前水稻亩产可达500公斤左右，一般种两季。而陆游那时，虽然精耕细作，亩产比起前朝已经有大幅提高，但缺乏现代化农业的助力，亩产只能达到100、150公斤。如果连种两季的话，还会有地力不足的担忧。

因此，仅仅种稻是不够吃的。麦子等其他粮食作物也已经普遍种植。根据学者的长期研究，现在一般认为，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稻麦复种制已经有了较明显的发展。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就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从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

同时，这个地区的人口也在持续增长。这种紧张的矛盾，甚至改变了这一带的地理风貌。

比如，上虞原有夏盖湖，最大时号称周围一百零五里，到南宋嘉泰年间，“湖尽为田矣”。再比如，著名的鉴湖，同样由于围湖垦田，自北宋后期起开始不断缩小，至南宋时已大部堙废。与其说它是湖，不如说是河道。八百里壮阔，已成往迹。

当时，不断有人提议禁止围垦、废田复湖，但成效不大。陆游长期居住在鉴湖之畔，他在《题道傍壁》一诗中，还对多年前“湖废财存十二三”一事耿耿于怀。

不过，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发展的过程,细加探究。他得出结论认为，萧绍平原的整个河湖网系统，是人们改造自然，辩证演进的结果。复湖派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却未免脱离实际。

现在，从陆游故里往南，跨过胜利西路，即是鉴湖。在东西两湖诸多地段，仍随处可觅一二百米宽的湖面。鉴湖东湖遗存下的白塔洋等湖面，最宽处达四五百米。多个成片相连的开放式公园绿地，和附近大片的稻田，不禁让我们遥想当年盛景。

两宋前后三百年的时间，当地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正是农人们辛勤劳作生产的水稻，和豆麦桑麻，一起支撑了南宋的经济基础。

绵延千年烟火气

当地人告诉我们，从“陆游故里”出发，沿环湖步行道而行，是鉴湖沿岸最为漂亮的一段风景。

我们也好奇按照这条路线行走。果然，当日湖水清澈，微波不兴，时有古桥和高阁点缀其中。更重要的是，这一带保留的大片农田，成为绝佳的背景。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高利华，曾著有陆游的传记。她多次来过这里，尤爱薄暮时分。夕阳映照之下，仿佛时间被凝固了。她说，陆游肯定不止一次在这条路线上行走。他是一位酷爱游历的长者，近则依仗而行，远则骑驴或乘船。

不过，在陆游反复描绘这个乡村世界里，他本人却是一个特例。当他漫步在曲折的小径上时，无论其罕见的高龄，还是退休官员的身份，其实都是乡村的异数。

自唐朝起，地方的世家大族越来越倾向于搬到城市居住。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记录，原来居住在乡村的士大夫们“……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这种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潮，我们也都不会陌生。

陆氏家族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只是晚年，陆游再次选择了做一位农人。随着在乡间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这种身份也越来越认同，乃至在诗中写道“毕世为农不复疑”。

坝头山村里的放翁家训馆。陆游祖上曾隐居在此，到陆游祖父陆佃时，陆家虽然已经迁居越州城内，但依然往来于坝头山村。据专家考证，陆游在此也建有房子。孙良摄

他作为士子与农人的双重身份，极为难得地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南宋乡村生活的写照。

当时的道路显然要天然得多，诗中经常出现的是“草径”“微径”。我们也可以由此设想南宋乡间不时被芳草侵袭的细小泥路。

包伟民教授说，有一次陆游闲步前去东村，熟悉的乡老不仅置酒相留，并且“舍后携篮挑菜甲，门前唤担买梨头”，招来流动水果贩子，买了梨头热情款待。可见在东村这样的小聚落，水果市担也随时可见。

当时乡间，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生活更加便利，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基层社会的文化水准逐步提高。根据推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为当地成年男子的3%，这快赶上现在浙江参加高考的学生比例了。

当然，那时要中榜可能性极小，但是备考过程提高了识字率，阅读儒家书籍还提升了文化水平。即使是乡间，各种学馆私塾也应运而生。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陆游闲居之余，就客串过这类辅导班的教师。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好学的父老，“甚爱问孝书，请学公勿拒”。陆游也“我亦为欣然，开卷发端绪，讲说虽浅近，於子或有补”。

事实上，他与村民们彼此学习的范围远超出了四书五经。有时是“村翁不解读本草，争就先生辨药苗”，有时是“开学教牛经，坐市写驴券”。作为一位乡间士人，陆游的活跃也帮助我们去想象当时的士人和农人之间的交流场景。

我们沿湖而行，一直走到当年陆游因为仰慕黄庭坚而建的快阁。清人在乾隆年间重修之，作为纪念的陆游的建筑。现在的快阁，则是2012年建成的，有匾额题为“此处天教著放翁”。它从原旧址西移了约3公里，位于鉴湖最宽阔处，登之，则可看短楫轻舟，可听农歌渔唱。

时代的叠痕折射在这座小小的阁楼上，就像钱钟书评述陆游时说的那样：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如果要寻觅宋韵，这里该是一段华彩的音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