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系是从民国初年的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主要成员是主张君主立宪制度的一批官僚士绅。

由于研究系曾经在政治上先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军阀势力，又与国民党相对立，研究系名声不太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厌恶研究系，国民党也将研究系视为“世仇”。

政治上难有作为

民国初年，袁世凯推动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而为进步党，并为其划拨了经费，政治态度而言，进步党是拥载袁世凯的。

后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逐步显露了称帝的野心，梁启超又抵制了二十万元的巨额贿赂，坚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跟他的弟子蔡锷鲜明地举起了反袁的大旗。

研究系不但缺乏团体的一致行动，而且政治上也反复无常。

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法）。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

1918年9月，《晨钟报》和《国民公报》披露了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的内幕，跟其它六家报纸一起被查封。

思想学术上不择余力

在思想学术方面，《晨报》及其副刊曾大量载文宣扬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极力介绍杜威、罗素的讲演和著作，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多次介绍了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的传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首次纪念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次全面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

梁启超对西方的学术思想，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晨报》对各种新思潮兼容并包地进行介绍，比如陈独秀提倡的“俄国式革命”，周作人向往的“新村主义”，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与“好人政府”，蔡元培主张的“美育代宗教”。

《晨报》主编陈博生也公开宣称:“我们《晨报》在法律无光、是非不明的社会之中，维持不偏不党底态度……我们决不肯替一党一派说法，也不肯替一国家一阶级帮忙。”标榜“不党主义”，这正是研究系及其媒体的一种特色。

众所周知，《晨报副刊》跟《时事新报》；《学灯》《》《觉悟》《京报副刊》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而这四大副刊中前两种都有着明显的研究系背景，应该说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在文学创作方面，《晨报副刊》首发过鲁迅的《阿Q正传》、《肥皂》、《故乡》、《兔和猫》等小说、杂文，还刊登过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李大钊的《时》、胡适的《双十节的鬼歌》等佳作。

《晨报副刊》为自由撰稿人提供了展露文学才华的舞台，成为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重要文学社团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