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9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70后”江苏淮安市长蔡丽新正在江苏代表团分组讨论第二组会场主持会议。（南方周末记者贺佳雯/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3月15日，是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仅有的一天休会时间，安徽铜陵市长胡启生没闲着，而是回到了母校北大谈合作。

“借此机会，真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今年9月到南宁，参加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018年3月8日上午，广西代表团开放日的最后时刻，南宁市市长周红波向记者们发出了邀约。

一上午频频发言的周红波，生于1970年。他2011年8月出任南宁市长时，是全国27个省会城市市长中唯一的“70”后，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唯一的“70后”，但仍然是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

如周红波一样被贴上“70后”、“正厅级主官”身份标签的人大代表，在本次“两会”期间骤然增加，至少有37人，5年前这样的代表人数还只是个位数。

他们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70年至1972年，甚至还有两名“75后”。大多数是地级市市长，只有少数几位是地级市市委书记和省直部门厅长。

与同级别官员相比，他们更加年轻，未来的仕途也更被看好。本次“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观察他们的会场表现，发现这批“年轻”的厅官们有一共同特征：有改革意识，但低调。

3月10日下午，四川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生于1971年的绵阳市长刘超是第三小组的主持人。

“按理说，这个组他算懂（两高报告）的。”议案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超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博士生读的均为法学相关专业。

与刘超同在一组的四川省妇联主席吴旭，是为数不多的女性“70后”厅官代表。化着精致的妆容，吴旭的西服上别着一枚胸针。她的桌面上除了摆有一沓纸质材料，还有一台苹果电脑。

另一位“70后”女厅官代表蔡丽新是江苏淮安市市长。3月9日，江苏团分组审议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时，她是第一组的主持人。

蔡丽新当天身着一袭黑色套裙，袖口、衣领、裙边处镶有紫色花纹。她自备一个蓝色保温杯，行事中透露出女性的优雅与细心。会议间隙，蔡丽新环顾会场桌面，快步走到门口，原来是注意到一些代表的水杯空了，提醒服务员“加水”。

整场会议，蔡丽新的主持中规中矩。会议最后，全国人大代表、副省级的南京市长蓝绍敏作总结发言时，蔡丽新全程注视蓝绍敏，并点头微笑以示赞同。

蓝绍敏发言结束后，蔡丽新总结，“今天上午大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会议到此结束。”

包括蔡丽新在内，37名“70后”厅官代表中，有5名是女性代表。1970年出生的汪鸿雁，2008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是团中央历史上首位“70后”书记处书记。

生于1971年的蔡丽新，1996年至2006年间，先后担任共青团苏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南方周末记者统计，37名“70后”厅官代表中，有15人曾在团委工作，5名女性中有团委工作经历的是4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团干部年轻精干，年龄往往能成为晋升的一大优势。

相比年长一代的同级别官员，“70后”厅级主官的另一特征是高学历，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到，37名“70后”厅官代表的学历全部都是硕士及以上，21人拥有博士学位。

“在职拿学历”是这批“70后”厅官的普遍做法。四川绵阳市长刘超2001年从北大拿到法律硕士学位时，已是国务院办公厅副处级干部。此后在中央办公厅任副局级干部期间，又取得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的法学博士学位。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1名博士中有15人是在职攻读的，全日制的有6人。

他们当中还有3名“博士后”，宁夏中卫市长万新恒就是其中之一，曾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万新恒的简历可以看出，他的博士后研究也是在职期间完成的。

“还是很关心舟山啊，不是到组织部去了吗？”3月9日上午，浙江代表团第二组分组会议结束后，有代表走到最后一个发言的温暖身边，和他打招呼。

“刚来没几天。”温暖不好意思地笑笑。

两会前夕的2月12日，担任浙江舟山市长满两年的温暖刚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1年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他，从政经历一直不离浙江。

“中国太复杂了，各方面情况都非常复杂，需要财政支持和激励的地方非常多。”3月9日的议程是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温暖很认真，将加起来一千余页的预算资料一页一页翻过去，发现问题都用笔记录。为了9日上午的发言，他手写了两页纸的讲稿。

对审查预算报告作了认真准备的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陈春平，他3月8日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一口气讲了37分钟，并提醒宁夏团的代表，要读懂数字后面的故事：一看收支状态，二看收支政策，三看收支方向和结构。

陈春平是一位典型的专业型官员。1988年，从老家湖南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本、硕、博阶段学的都是经济学。

1995年博士毕业后，陈春平先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2000年到了财政部。

“我和西部有缘，老在西部晃。”陈春平说，2011年，财政部要选派干部支援新疆，征求部里几位后备干部的意见。其他人或因身体原因，或因家庭原因，不愿意去。只有陈春平主动请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当副厅长。

“一个是胆子比较大，更主要是觉得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问题比较复杂。”说起援疆初衷，陈春平觉得正是西部这种“复杂”吸引了他。

在新疆一干就是五年半，先后轮了三个岗位，最后一个职务是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直到2017年，组织找陈春平谈话，派他去宁夏当财政厅长。

“副书记是抓大事，重大决策定了就推动。（比较起来，）还是正儿八经当财政厅长最难，得罪人。”陈春平开玩笑说，财政厅长对各种政策都要研究，各方面利益都要顾及，“顾忌不到的人家就有意见，说你怎么钱不给我给他呢？”

回顾自己作为“70后”厅官的成长路径，陈春平认为，“我们上大学，正赶上改革开放10年了，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聊起自己的大学时光，陈春平觉得虽然那时娱乐活动很少，只能闷头读书，和80后相比，获取知识的渠道不够丰富，但和上一代的60后相比，已有很大提升。

在陈春平眼里，最幸运的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那个年代已慢慢进入大学校园。“之前学的还是苏联模式，（从我们）开始，苏联和西方都能接触到了，再往后就知识爆炸、更国际化了。”

“‘文革’之后成长，受教育的历程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70后”厅官代表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正是由于其所处时代决定了他们受教育较完整，知识结构较合理，视野也更开阔。

“50后、60后掌舵，70后渐渐候补。”在汪玉凯看来，“时代让他们更具有改革精神。”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优势。”陈春平发现，他们这一代官员和上一辈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体上的知识结构逐步完善，经济、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渐渐多起来。“和国外一样，社会管理需要横向思维、形象思维，和研究具体技术不太一样。”

“70后”的宁夏中卫市市长万新恒，是个“博士后”。（东方IC/图）

3月12日下午，安徽代表团第一组会场里，铜陵市长胡启生坐在一张长形圆桌的主位上。

他没有准备发言稿，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关键词句，然后就两高报告、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将近40分钟的发言。言毕，他起身将那张纸交给议案组作会议整理。

“我本是一书生，没考虑什么仕途。”胡启生和南方周末记者的对话从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谈起，“开放、民主与科学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重要的精神。”

胡启生1971年生于安徽桐城。那是一个以“耕读传家”思想引导子孙后辈的地方，胡启生自小就受到熏陶。

2001年，安徽省引进3位“博士高精人才”，刚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胡启生正是被引进三人之一。

胡启生回忆，自己打算从北京回安徽时，不是没有犹豫过。“当时也有很多机会，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读到博士，还是在北京，留部委也好听一点。”

“最后带着一个毕业证、几本书就回了。”下定决心回安徽，用胡启生的话来说是为了“家国情怀”，一方面考虑到回到基层更能“学以致用”，另一方面想着近身照顾父母。

胡启生从安徽省委办公厅调研室起步，在基层稳扎稳打，2015年6月，担任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的他，被中组部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受表彰的县委书记们，这令胡启生至今难忘。“被总书记亲自接见，而且当面聆听总书记的教导，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像我们在区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能够获得这种机会，是莫大的激励和动力。”

从北京领过奖，回到合肥两天之后，胡启生调任巢湖（县级）市委书记，两个月之后，跻身合肥市委常委班子。

胡启生总结，“70后”厅官代表们的成长，大多数发迹于基层。“基层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特别是结合案例教学casestudy，效果一定非常好！”胡启生计划着有朝一日能回归校园授课，并对此很有信心。

除了健谈，胡启生的文笔也不错。年前离开巢湖赴任铜陵市长当天，他微信编了一条长消息辞别，一时引起巢湖人争相转发。他在微信中写道：“有一种感慨叫不易，经历了区划调整的阵痛，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并在落款处自称“巢湖战士”。

成了“铜陵人”之后，他又开始为铜陵的下一步奔波。

3月15日，是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仅有的一天休会时间，胡启生没闲着，而是回到了母校北大谈合作。

他率队和铜陵市副市长等人，到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等地，就加速推进在铜陵项目进展、扩大合作交流范围考察对接。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萧群当场表示，在已投资落户的陶瓷电路板和氮化镓晶圆片项目基础上，将继续扩大在铜陵的投资。

胡启生将自己从政过程中主抓的很多事，都归因于“不死的理想主义”。在任巢湖市委书记期间推行的“厕所革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住建部批准了安徽14个全面推进城乡统筹的城市，巢湖是唯一获批的县级市。

胡启生认为一个城市的厕所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他定下的标准是“有水，有纸，无异味”。在巢湖的大街上只要看到厕所，他就进去检查是否达到了这三个标准。有人说胡启生对厕所这件事太较真，但他坚持了下来。

被任命为巢湖市委书记后，为了恶补环境治理知识，胡启生一到任就去当地图书馆找了好几本专著来看。他说主政一方要学会和历史、地理对话，光凭今天的经验去想象，对过去是不公平的。